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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召政副主席新文：衣冠南渡与江南读书人

中国历史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中原、中国与中华三个阶段。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从远古的夏、商、周到秦、汉，以及中古的唐、宋、元、明乃至近代的清朝，无不定都于中原。在秦岭、太行山和燕山山脉的两侧，以及有着众多支流的黄河中下游两岸，皆为中原的范畴，涵盖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诸省。除了奠定江山社稷的中央政权，孕育中华文化思想内核的先秦诸子百家，十之八九也都诞生于中原。古人说“得中原者得天下”，是因为这里人口稠密，人才辈出，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占据了中原，就取得了号令天下的绝对优势。

在历史中，中原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的象征。从商代开始，在它的首都朝歌就可以获得丰富的物质生活以及高级的精神享受。这是一片政治色彩非常浓郁的土地，圣贤们要么掌控了国家的权力，要么拥有了化育苍生的能力。一代一代的人民，从婚丧嫁娶、祭祀仪典中建立了生活的秩序与传统；而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也从兴亡盛衰、时序更替中认知了自己的宿命。中原是真正的文化高地，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

当我们理解了中原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好奇心会驱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华大地上，还有没有另外的地方能与中原媲美呢？

回答是肯定的，有！这个地方叫江南。

少时读唐诗，有两首诗读一遍就记住了，第一首是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读ān）。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第二首是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两首诗词，第一首描写的是风景，第二首描述的是人文。因为白居易《忆江南》表达的缱绻深情，我想到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想到了柳永的《望海潮》。无论是富春山居，还是钱塘江潮；或者是剡溪访友，还是枫桥夜泊，都令我心向往之。因为杜牧的《江南春》，我又想到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李白，想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陆游。南朝以及后来历朝建于江南的重要寺院，我差不多全都参访过了，无论是“悲欣交集”的李叔同，还是“僧衣葬我”的苏曼殊，都让我体会到了沉浸在暮鼓晨钟里的诗意。后来，读到唐代韦庄的《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如天，

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

皓腕凝霜雪。

未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韦庄对于江南，可谓爱之弥深了。王粲在《登楼赋》中这样表达：“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他的意思是说：再美的江山，只要不是我的故乡，我也不愿久留。透过诗句看作者背后的人生，王粲表达的是一种“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句）的政治情结；韦庄表达的却是一种“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昌龄句）的文人情怀。通过历代诗人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中原是读书人心中的“故国”，而江南则是他们念想的家园，或者更诗意一点说，江南是中国文人的梦，是他们心中温暖的乡愁。

江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有着很大的伸缩性。从广义上讲，凡为长江之南，皆为江南。但人们从心理上接受的，则是狭义的江南，即今天的江、浙、沪及赣东、皖南一带。它的地域面积，比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甚至还要小。最为明确的江南概念，始于唐朝，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其中有一个“江南道”，但辖区的范围限于长江中下游，并不包括浙江。那时的苏杭一带，属于浙江西道。如果浏览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行政区划的江南、地理概念的江南与文化范畴的江南，三者不尽相同。我心目中的江南，就是文化范畴的江南。

同一种文化的根脉，同一种人性的历史，注定他们聚居地文化的唯一性与独特性。但是这种文化的坚持与演变，也会受到气候与地域的限制。

江南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区。据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书所言，中国气候有着从暖湿逐步变得冷干的总趋势。相比于黄河流域，长江上游地区，江南的气象灾难就少了许多。但它仍不可能独善其身。有关资料显示，距今5300年至4000年的良渚文化，在钱塘江与太湖流域的突然中断，就是与降雨量增多，导致海平面上升而引发的特大洪灾有着直接关系。

比之岭南的温热、塞北的干冷，以及中原的冷热不调，江南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中，是气候最好的地区，不是没有灾难，而是没有经历过灭顶之灾。四季分明，冬有雪，夏有雨，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雨水最为充沛的季节。日照与雨水，保证了农作物的茁壮成长。太湖熟，天下足。从宋朝开始“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兹后，江南一直是国家的经济中心。

温和的气候，充足的水源，宽阔的平原以及绵延的丘陵，使江南成为中国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江南的人口一直都在增加。甚至中原的战乱，也往往会给江南带来繁荣的福祉。

有一个历史名词叫“衣冠南渡”。对于江南来说，这个词意味着文化的升华、人口的红利。为什么这么说呢？

衣冠南渡一词出于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史通·邑里篇》，原指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大批中原士族随着晋王室背井离乡，迁徙到江南居住。此后，这个词语成为熟典，专指为躲避战乱的中央政权在中原无法坚持而搬迁到江南，随行有大量的官僚及贵族。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衣冠南渡，一共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第二次是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第三次是导致北宋崩溃的“靖康之乱”。

永嘉之乱发生于晋怀帝当政时的公元311年（永嘉五年）5月27日；安史之乱发生于唐玄宗在位时的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12月16日；靖康之乱发生于宋钦宗登基的第二年即公元1127年（靖康元年）。这一年春节，北宋首都汴京被女真人的部队攻陷，徽宗赵佶、钦宗赵桓父子二人被金军掳入大营。这三次衣冠南渡，前后相隔了800余年。晋元帝司马睿逃离洛阳，渡江至南京（当时称建康），建立了东晋；安史之乱后，离开中原的唐皇室也是逃至南京（当时称金陵），建立了南唐；靖康之乱后，徽宗的九太子赵构仓皇南渡，在临安（今杭州）建立了南宋。经过这三次政权及士庶的大规模南移，中国的经济中心，最终也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了江南地区。

尽管从良渚文化中，我们看到了太古时期在这一片水乡泽国升起的文明的曙光；从《越绝书》与《吴越春秋》中，我们可以窥测春秋至战国时期，这一地区诸侯的此起彼伏，经济发展的盈虚消长，但从总体上看，远古的江南仍然是潜龙在渊的蛰伏期。晋元帝的第一次衣冠南渡，从文化角度看，则是江南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东晋政权大约持续了100年的光阴，兹后的江南转入南朝。南朝是宋、齐、梁、陈四个朝廷的总称，总共有170年时间，四个朝廷最长的国祚（读“作”zuò）95年，最短的只有23年。昏庸的皇帝，短命的君王，多半都成为历史的殷鉴，后世的笑柄。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政权在哪里，中心就在哪里。之所以会有“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样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罗马一度是整个欧洲文明的中心。在南北朝时期，分裂的中国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胡人政权控制的中原，一个是以汉人政权控制的江南。北朝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皇帝均出自鲜卑族。北朝的统治者们采取的文化政策往往互相抵触，北魏极力推动汉化，北齐又竭力保持胡化，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胡汉融合。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中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挑战，留在中原的缙绅贵族为求生存，不得不放下身段，与胡人的统治者小心翼翼地进行沟通与交涉，文化的优越感丧失净尽，优雅的君子变成了威权的难民。结果，经过几代人的改造，中原的士族几乎消失殆尽。

而此一时期的南朝，虽然每一个王朝都很短暂，但所有的皇帝几乎全是汉人。在中原遭到摧残的汉文化，在这里却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传承和蓬勃的发展。我们今天说，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但无可否认，中华文化的主干是汉文化，它最初的摇篮在中原。衣冠南渡之后，江南承继了汉文化的根脉。如果说，中原是汉文化的原乡，江南则是汉文化的第二个故乡。

在公元3世纪到6世纪之间，中原的“胡化”与江南的“汉化”，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文风景南北相同的，就是佛教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北朝的佛教自鲜卑人创建的北魏开始，开凿了很多石窟，如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等。而在南朝，无论是萧梁还是刘宋，甚至纨绔子弟一样的陈后主，以及南朝之后仍离不开江南的喜怒无常的隋炀帝，对佛教的痴迷都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我曾说过，风俗自下而上，风尚自上而下。皇帝的嗜好与推崇，是对社会活动的最大引领。皇帝既然佛不离口，达贵官人便争相皈依，甚至舍家为寺，老百姓也无不捐资建设丛林。杜牧所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并非虚言。那一时间，不仅仅是在江南，被南朝控制的上至巴蜀、中据荆楚及下依吴越，都沉浸在寺庙建设的热潮中。至今，在长江流域还能看到一些保存下来的南朝寺庙，如四川新都的宝光寺、重庆北碚的缙云寺、湖北当阳的玉泉寺、江西庐山的东林寺等等。当然，保存最多的南朝寺庙，还是在江南的核心地区即现在的江浙一带。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所不同的是，北朝佛教保留了印度佛教的洞窟朝代。而在南朝，佛教不再只是存在于山野，而更多地进入了城市。洞窟的佛像有时会遭受雨水侵蚀，长满青苔，甚至坍塌；但建在城中的寺庙却有众多僧人拂拭照料，常常焕然一新。中原与江南两地的统治者们，由于文化的选择与民族的禀赋，接受佛教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胡人更多地选择了继承，而汉人选择了创新。这种选择不仅仅表现在形式上，还表现在理论上。

天台宗的创立，应该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里程碑。出生于湖北公安县的智顗，俗姓陈，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由于厌恶尘世，很早就出家为僧，他虽然出生在江汉平原，但他出家后的活动范围，基本是在江浙地区。由于他留心佛理，对《妙法莲华经》钻研尤深，经常在金陵、临安、扬州等地大寺中讲座，其盛况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先是名动京师，继而闻名朝野，先后成为四朝“国师”。他曾为陈后主与隋炀帝剃度，作了一个姿态性的出家仪式。隋炀帝尊称他为“智者大师”，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事件。智顗是政统与道统以及民众都尊崇的大师。他发展了自己的老师慧思“一心三观”的理论，认为我们看到的世间有三千种，每一种都存在于自身的“一念”之中，这就是著名的“一念三千”之说。在他的思想弘扬中，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产生了，这就是天台宗。

这个宗派因为发脉于《妙法莲华经》，因此也称法华宗。智顗喜欢天台山，得到皇家的支持，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国清寺。以他常住的地方命名，所以这个宗派也叫天台宗。湖北有三个人，他们的家乡在荆州，但一生的事业在江南。第一个是伍子胥，他从楚国逃难到苏州，帮助吴王阖庐成为南方霸主；第二个是智顗；第三个是陆羽，他在杭州写出《茶经》。在佛教领域，智顗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师，是佛教中国化漫长道路的开拓者之一。因为他的功绩，世人称他为“东方小释迦”，把他称为“中国的释迦牟尼”，在他之前的僧人中没有，之后也没有。

现在经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以藏族人为代表的诸多兄弟民族，信仰是非常坚定的。汉人的信仰，波动性比较大，从无到有，从怀疑到狂热，又从狂热到平淡。从庙堂到民间，又从达贵官人到普通民众，此起彼伏，潮涨潮落。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可以判断，江南地区的佛教信仰，较之其他的汉人聚居区，还是要高出许多。这一点，也可以归功于衣冠南渡。

前面已经说过，持续八百年的衣冠南渡，让江南继中原之后成为中国的第二个文化高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文人的政治情结在中原，文化情结却在江南。这一点在南宋时期表现尤为突出。

出生于越州山阴的南宋大诗人陆游，一岁时，北宋即灭亡，第三次衣冠南渡，贯穿了他的童年与青年。因为宋、金南北分治，陆游从未去过中原。但是，他85岁那年去世时，留下绝笔诗《示儿》：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勿忘告乃翁。

比陆游晚生了129年的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早就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吴兴人。我想，他的远祖肯定是衣冠南渡的簪缨旺族。但那一次靖康之难，他只能从记载与传说中获知。真正让他体会到亡国之痛的是南宋的灭亡。这位名垂千古的大艺术家，反省自己的家国之恨，写了一首《岳鄂王墓》，中间两句是：

南渡君臣轻社稷，

中原父老望旌旗。

陆游是江南原居民的族裔，赵孟頫是南渡人的后代。可是他们对于中原都有着躲绕不开、挥之不去的乡愁。这乡愁不是淡淡的，而是浓得化不开，既联系着个人的命运，更附着于社稷。

皇帝级的江南文人，应属南唐后主李煜了。赵孟頫的远祖赵匡胤统一中国，灭掉了定都金陵的南唐。当了俘虏的李煜，被押解到黄河边上的汴京。北地的奢华又怎能与南地的胭脂相比？深沉的去国怀乡之痛，让李煜写下了好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虞美人》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首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据说宋太宗赵光义看了这首词后，惧怕李后主逃回江南复辟，故下药将他毒死。可怜的绝代词人李煜，在41岁时死于非命。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立下一条规矩，告诫后代的皇帝们不可杀害文人。李煜可能是唯一被杀的一个文人。不过，如果李煜不是南唐的皇帝而只是一个诗人，相信他也不会遭此毒手。

李煜的词凄婉、艳丽，以堪称世界上最美的诗，换来生命的摧残与凋谢，后世没有哪一位文人的命运比李煜更为悲惨。相比之下，出生于杭州临安的钱镠，日子就好过多了。钱镠出身贫民，24岁应召成为乡勇，后因军功累升军职，二十二年后控制两浙，成为一方诸侯，又过了十年，被篡唐称帝的朱温封为吴越王。公元932年，81岁的钱镠在吴越王的任上去世，可谓善始善终。

我之所以提到钱镠，乃是为了将他与李煜对比。钱镠也喜好写诗，但存世的诗作只有三首。在五代十国时期，他的诗也算不上上乘之作，但他却因为一首诗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笑话。

与钱镠同时期的大和尚贯休，也是浙江人，7岁时在家乡兰溪出家。一生苦节厉行，其诗作、画作皆名冠一时。唐朝灭亡时他已届晚年，但他仍离开家乡前往蜀国。蜀主王建接见他称其为奇才，封他为“禅月大师”。70多岁他返回家乡，为了晋见开府于杭州的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的钱镠，他写了一首《献钱尚父》，专程从挂单的灵隐寺送往钱府，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

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

钱镠看了这首诗非常喜欢，他让门人转达他的意见，若要接见贯休，则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即将“一剑霜寒十四州”这句改成“一剑霜寒四十州”。贯休听了断然拒绝，因为钱镠平定江南，只平定了十四州，若改成四十州，这就不是一般的夸大其辞，而是贪天功为己有了。贯休说：“州难添，诗亦难改。”接着又写了四句诗送给钱镠：

不羡荣华不惧威，添州改字总难依。

闲云野鹤无常住，何处江天不可飞？

钱镠与贯休，都是杰出的浙江人。但文武之别，让两人坐不到一条板凳上。钱镠觉得改一个字有什么难的？贯休觉得改一字就成了拍马屁。放在现在，钱镠哪用得着让你贯休改，他自己就动手改了。由此可见，钱镠还是尊重文人的。

钱镠还有一件文学佳话，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就是他为后世留下了一封最短的、也是最美的家书。他的夫人回娘家住了些时，他想念夫人了，就写了一封信去，只有一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写的很美！意思是说：你看，田埂上的野花都盛开了，你是不是可以一边赏花、一边慢慢回来了？这比我们今人的一些微信短信美多了，也可算是江南风雅之一例。

宋太祖如果像钱镠这样，就不会毒死李煜了。他可以把李煜找来，对他说：“你不要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你要改成‘春花秋月已经了，往事全忘掉’，朕就赦你不死。”由此可见，江南与中原的政治家，处理事情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

不过，李煜说“雕栏玉砌应犹在”，贯休说“满堂花醉三千客”，简简单单地描述，就让我们领会了什么叫锦衣玉食，什么叫富贵薰天。看了他们的诗，让我想到那句老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种赞美，绝非虚言。

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江南的发展史印证了这句话。

江南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因为太精致、太甜腻、太温润、太舒适，它似乎不大适合政治家的生长，却是读书人、是文学家与艺术家的天堂。当然，这片土地也诞生过杰出的思想家，如南宋的朱熹，明朝的王阳明等。但与中原的孔孟相比，他们的思想不是体系，而是脉络；不是创见，而是发明。他们很少仰望星空，却时时都在俯瞰大地。

南宋之后，拜政治中心南移以及经济高速发展之所赐，江南的文化成为中华文化最为眩目的彩霞。南北朝时期应运而生的佛教信仰，以及南渡君臣带来的中原的风雅，是江南文化蓬勃发展的两大支柱。

江南仿佛是一片温润的田野，吸纳着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文化雨露。第一次衣冠南渡之后的一千年，江南在学习中博采众长；第三次即赵宋王朝南渡之后，江南开始它的文化的第二个一千年，这一阶段，江南文化开始塑造自己，丰富自己，超越自己。在良渚文化的废墟之地上，一座又一座新的文化圣殿又建立了起来。它们首先是寺庙，然后是书院，是道观，是茶楼，是秦淮河两岸的瓦肆勾栏，是西湖岸边的画舫、青楼和红馆，是绍兴的山阴道，是苏州的香雪海，是扬州的平山堂，是宁波的天一阁……

说到天一阁，首先得说说它的创建者范钦。他在公元1532年（嘉靖十一年）考中进士后，第一个像样的职务是随州知州。随州在今天的湖北，春秋战国时的曾国、随国都在那里。著名的曾侯乙编钟也在那里出土。在范钦之前，还有一个比他更为著名的人物当过随州的主官。不过，那时的官职不叫知州，而叫刺史。这个随州刺史就是日后建立了隋朝的杨坚。杨坚立国号为“隋”，与他曾出镇随州有着直接的关系。

范钦出使随州时，曾侯乙编钟还埋在地下，但杨坚的故事已在当地流传。杨坚是帝王，却是武夫出身。范钦最后虽然被朝廷任命为兵部右侍郎，与军事沾了一点边，但没有到任就回到了家乡。他骨子深处还是一位书生。

他一生好读书，从博览群书到收藏群书，直到创建天一阁。据介绍，范钦重视同代人的著作，藏书也以明刻本为主，尤其是明代地方志、明代政书、明代诗文集等等，蔚为大观。由此可见范钦的藏书选择，一是“厚今薄古”，二是当代史志是收藏重点。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被后世指斥为文化浩劫。也有一种说法：秦始皇焚烧的书，多半是六国的史书。他这样做是因为统一中国之后，害怕被灭掉的六国遗民怀念故国，企图恢复过去的国家，这一点是秦始皇绝对不允许的，于是他下令焚毁六国史书，坑杀六国的读书人。后世的咒骂他听不到，但当下的反抗秦政的力量，他必须一一肃清。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这是统治者惯常的手法。欲爱其国，先述其史，这也是统治者推倡的事情。南宋之后，江南文人的爱国情绪，大都表现在他们的诗文与史著中，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笔记这一文体开始在江南流行。如果说官方修的是正史，那么，笔记则是文人著史的一个范例。笔记不全是史，凡为官之经历，旅途之见闻，读书之辩论，学问之杂识，皆可入集。因此，读一部文人笔记，则能知道这个文人的阅历、见识，并能领略他所处时代的朝廷制度、民情风俗。

我写历史小说《大金王朝》时，就采用了不少笔记文中的史料。如陆游《老学庵笔记》，书中提供了大量的正史所不载的细节，如：

靖康二年，淅西路勤王兵，杭州两千人，湖州九百一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镇江府六百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以二月七日起发，东都之陷已累月矣。

从这段记述，我找到了李纲等主战派大臣提出的勤王之计，颇受主和派大臣干扰而不得实施的佐证。

又如：

集英殿宴金国人使，九盏；第一肉卤豉，第二爆肉双下角子，第三莲花肉油饼骨头，第四白肉胡饼；第五群仙炙太平毕罗，第六假圆鱼，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鱼，第九水饭卤豉旋鲊瓜姜。看食：枣个子，随饼、环饼。

从这则记录中，可知道南宋朝廷国宴的饮食标准，菜单中竟然没有提到酒，女真人可是无酒不餐的。

我还想提另外一本笔记，即赵彦卫撰写的《云麓漫钞》。赵彦卫祖籍河南开封，但他是南渡子弟，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出生于江阴（今江苏）。他的《云麓漫钞》涉猎面广，但其史记部分，也有许多可采之处。如：

张忠文公叔夜嵇仲，靖康间以南道总管知邓州，首提兵勤王，以不推戴异性，取达军前……丁未年三月二十七日离京北去，道中不食。至白沟，或曰界河也，仰天大呼，遂不复语，明日薨在易州孤山寨，五月十六日也。

由此我们知道，张叔夜不但是提出带兵勤王的第一人，汴京沦陷后他还在城内，因反对张邦昌称帝而遭到迫害，最后被金兵押解离京北上，过当时的界河白沟绝食而死。这一则史料，在宋史中并未记载。张叔夜的勤王之举以及他对赵宋王朝的忠诚，显然没有达到恰当的评价。

历史不是一门小学问，离开了历史，所有的学问都无可凭借。正史的撰写者，其史观与史识，代表的是他所服务的王朝；民间的著史者，多半会为我们透露些历史的真相、真实的声音。或者说，更接近于民众的视觉、旁观者的立场。内中所展现的反省的力量、洞察的本能，常常会让我们获得莫名的惊喜与新鲜的感受。

二十多年前，我在创作《张居正》这部历史小说时，也有三本笔记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一本是《万历野获编》，一本是《菽园杂记》，一本是《松窗梦悟》。《万历野获编》作者沈德符，浙江嘉兴人；《菽园杂记》作者陆容，江苏太仓人；《松窗梦悟》作者张瀚，浙江杭州人。还有两本笔记也在我写作的参考书目中，一本是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一本是陆粲的《庚巳编》，李诩是江苏江阴人，陆粲是苏州人。这五部笔记的作者，都是江浙人氏，有的是南渡子弟，有的是本土书生。除陆容出生于15世纪中叶，余下的四位都是16世纪出生的人，与天一阁的创建者范钦都处在同一时期。他们的身份也极其相似，聚官员与学者于一身。这些人中，张瀚的官最大，当到了吏部尚书，范钦的官不大不小，搁在今天，也是“副部级”官员。应该说，他们留给后世的并不是官阶政德，而是他们的著作。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传于后世的，包括前面提到的陆游与赵彦卫，但他们对历史的贡献，是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最为璀璨的篇章。一部笔记是一颗珍珠，无数的珍珠串连起来，便是浩瀚的历史星空了。

所以，在江南读书人、或曰江南文人这个群体中，范钦的贡献是独特而杰出的。他热衷于收藏当代人的著作、史志、文集，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他是在收藏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收藏江南历史的一片星空。

记得我第一次来天一阁，迄今已经十几年了。那年我是同邵燕祥、方成、流沙河、王春瑜、陈四益几位老先生一起来的。如今，已有好几位作古了，当时最年轻的我，也快要进入古稀之年。那一次参观，因为时间匆忙，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回到宾馆后，我还是写了一首诗：

书香自古除铜臭，国运何须拜锦囊。

阁上风霜除欲尽，人间智慧味偏长。

重读十五年前的这首诗，我感到“铜臭”这两个字可能会引起人们的误解。我并不排斥财富，一个健康的社会，也一定是仓廪实与知礼节两方面美美与共的社会，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一点也不矛盾。我说的铜臭，是指财富拥有者用金钱作为评判社会的唯一标准，拥有财富不是罪恶，但“为富不仁”一定是罪恶。范钦家境殷实，他没有把金钱土地传给子孙，而是创建了一座天一阁。所以，书香中可以看到人格美，也可以看到家国情怀和社会美。这与我们今天正在探索的“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先行中实现文化先行”的道路，是一脉相承的。只要天一阁的书香在，这绿水青山中的每一座城市，每一处乡村有书香滋润，我们江南的锦绣就会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