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视野下的《北史》——靳宝

“二十四史”视野下的《北史》

 

       梁启超先生曾说：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发达；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

       中国史学遗产非常丰富，包括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等多种体裁，以及官修史书、私修史书、正史与杂史等。“二十四史”作为中国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初修了八部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中就包括了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接力编撰成的《北史》与《南史》，在中国史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北史》的编撰

（一）李大师“少有著述之志”

 

       《   北史》编 撰，始于李大师，北齐唐初人。李氏一族，原为陇西大族后移到平城。由此可见《北史》与平城的内在关联。李大师好学且知识渊博，对前代历史和当世人物非常熟悉。他二十岁时，隋统一中国，结束了自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对他的著述之志产生了推动作用。故《北史·序传》说其“少有著述之志”。

        李大师流放时遇到了镇守凉州的杨恭仁，杨恭仁对其颇为欣赏，故招至府中。杨氏家中虽富有藏书，但文献有限，李大师只读到了有关宋齐梁魏的史书。国家大赦，李大师回乡继续修史，此时，他编撰南北朝史的工作才真正起步。虽然李大师进行这项工作只有二年就去世了，但他为之后的编撰做基础性准备工作，特别是他的修史设想，给了儿子李延寿诸多启示。李延寿后来说：

       “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李大师的修史设想是：

       （一）改变南北朝时人们作史以南北互相诬骂、彼此以“索虏”和“岛夷”相称的陋习；

       （二）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以本国详、他国略的通病，在史料的运用上和史事的叙述上应对南北作同等的看待；

       （三）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因种种偏见、避讳或其他原因而造成史书“往往失实”的缺陷，求得史实上的准确；

       （四）按照《吴越春秋》一书的体裁，写一部以时间顺序记述史事的、完备的南北朝史。

 

       除了“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这一著述体例没有遵照执行外，其余具体的三条修史设想，李延寿在其父亲去世后的三十年，撰成了两部重要的正史《北史》和《南史》。这是我国史学史上，自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父子之后，又一个父子相传、累代耕耘，撰写出很大影响的史学著作的感人之举。

 

（二）李延寿“思欲追终先志”

 

       李延寿完成《北史》的编撰得益于下面几个条件：

       第一，李延寿继承、发展了父亲李大师的著述之志，《北史·序传》载“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

       第二，唐初修史的浓厚氛围与史馆制度的建立。国家对于修史事业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多次在史馆任职，参加修史活动，积累了丰富经验和资料。

 

      李延寿生逢其时，经过勤奋努力，屡次参加国家史馆工作和重大修史活动，对其史学、史识、史才有全面的培养和提升。

 

（三）《北史》的编撰

 

       李延寿编撰《北史》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抄录”南北八史。史馆撰述之余，抄写南朝宋齐梁陈和北朝魏齐周隋的八代史资料。

       第二步，是“连缀”。他根据整体要求分别把宋齐梁陈和魏齐周隋八朝历史连缀即贯串起来。对许多史事进行改写，重新编次。“其烦冗者，即削去之”，“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删去其中烦冗文词，而对于那些写得比较妥当的地方就直接采用不再改动了。

       第三步，补充史实，扩大记载范围。李延寿撰写南北朝史，主要依据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除八代史之外，还参考杂史一千多卷，“鸠聚遗逸，以广异闻”。

       第四步，“以拟司马迁《史记》”，采用纪传体通史的写法进行编撰。《北史·序传》言：“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

 

       通史体例的做法体现在：

       第一，无论是本纪还是列传，按照皇朝顺序进行编次，对于同时并存的皇朝历史也采用时间顺序连缀的做法。

       第二，从断限处理来看，《北史》把北朝看作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其中又分别可划分为若干个段落，因而《北史》有《魏本纪》《齐本纪》《周本纪》《隋本纪》。

 

       李延寿撰成南北史时，于是几经上报，认真审阅订正，在令狐德棻的支持下，以《南史》《北史》普遍征求宰相们意见，并取得了他们的赞同，这才正式向唐高宗上表献书，唐高宗还为南北史写了《序》。

 

二、“二十四史”视野下的《北史》

 

（一）历代评论及启示

 

       《北史》产生之后，第一个做出肯定评价是令狐德棻。唐高宗也对《北史》做很高评价。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从史书体裁方面肯定了李延寿对纪传体通史的继承，但总体而言并不太重视这部正史，“抄撮近代诸史”为后世对李延寿的批评作了暗示。

       《北史》逐渐产生了影响后，评价越来越高。在北宋史学家中，《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和宋祁，他们既肯定了二史对八书改撰的贡献，又肯定了二史对八书的删削之功。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采集了《北史》中的北朝史料，为此他认为：“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且“陈寿之后，唯延寿可以亚之也”。

 

       南宋对《南史》《北史》更加重视。著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史学家洪迈、思想家叶适等都给予很高评价，且认识到《北史》“成败有考，统纪不失，其补益于世多矣”，侧重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揭示了《北史》的社会价值。从他们的评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南宋时《北史》影响很大，广泛流传。

       清代学者赵翼、钱大昕等人一方面称赞其修史为“良史”“直笔”，另一方面批评因删削不当而造成所采史料的不可尽信。宋代至清代，也有基本否定者，如王鸣盛说《北史》“疵病百出，不可胜言”。

       近代以来，梁启超、余嘉锡、刘节等人，对《北史》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余嘉锡充分肯定了其家传形式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通史体例的创新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瞿林东、高敏为代表的史学研究者，从更为广阔、更为具象的角度讨论分析了《北史》的历史编撰特点及史学地位和社会价值。瞿林东先生立足于史学与社会、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认为《南史》《北史》以重视统一的历史思想、通史编撰的体例、简洁扼要的叙事方法和广泛流传的社会影响，在“二十四史”中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史学上具有其不可低估的地位。高敏先生高度肯定了李延寿著《北史》《南史》所具有的删繁就简之功和增补之功，并指出要正确评价《南北史》的功与过, 最好的办法是从《南北史》的删削八书繁冗和增补八书史料这两大方面的功能去分析其得与失。

       然而谢保成先生认为，《南北史》是适应唐太宗晚年列高宗初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关系调整需要而产生的。

       从唐宋开始，尤其是自宋代以后，《南史》《北史》受到历代史学家和其他学者的重视以及对它们进行研究和评论之多，虽然都指出《南史》《北史》存在着缺点和不足之处，但是也分肯定成功之处，以及对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重要价值。

 

（二）“二十四史”视野下的《北史》

 

       1.唐初八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唐初“八史”编纂的时间来看，“五代史”完成于贞观十年（636），《晋书》纂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五代史志》撰成于显庆元年（656），《南史》与《北史》成书于显庆四年(659)。这一浩大的学术工程前后历时30年，参与史家数十人，是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盛大壮举。

       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向唐高祖上书，提出编撰前代史德重要性与紧迫性，开启了唐初修史的局面。他从两个纬度立论，一是从学术承继的角度，一是从政治统绪的视角。前者是对中国自秦汉以来史书编撰传统的重视和发扬，后者则是为唐朝建立寻找渊源和合法依据。以往学界比较关注政治方面意义，相对忽视了学术层面的意义。

       从唐高祖武德年间诏修六代史，到太宗贞观三年改修五代史，反映了唐初政治家、史学家对集众修史模式的探索与调适。在唐之前，尚未有官方组织多部正史同时编纂的先例，纂修“六代史”是唐初集体修史的一次有益尝试，但是“由于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故未能取得具体的成果”。

       唐太宗贞观三年修史，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变化：一是，令李百药修《北齐书》、姚思廉修《梁书》与《陈书》，李百药与姚思廉两位史家不仅有家学渊源，而且对于北齐、梁、陈各朝的历史已有所撰述，易于成功。二是，当权者汲取武德年间修史失败的教训，重视发挥魏征、令狐德棻等史臣对整个修史工作的组织与协调作用，其中魏征负责对各史“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令狐德棻则“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历经七年之后，修成“五代史”。

       有了“五代史”编纂成功的经验，遂将这种集众修史的模式运用于《晋书》的纂修，太宗在修《晋书》诏书中所说“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颇能反映两次修史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此次修史，政府组织了更为庞大的修史群体，既有领衔修撰的房玄龄、褚遂良，又有善于制定史书体例的令狐德棻，还有谙熟天文、历算、阴阳之学的李淳风等专门人才。《晋书》是一部涵括本纪、列传、典志、载记四部分内容的完整史著，其中的典志对于后来成书的《五代史志》的编纂应具有借鉴意义。

       李延寿南、北二史的撰述，虽然在起始时间上与《晋书》《五代史志》的编纂极为相近，但是他的两部史著相较唐初所修其他诸史，历时最久，成书时间也最晚，这使得李延寿可以在参与唐初皇家正史编纂的同时，随时汲取官修史书的有益做法，从而不断完善《南史》与《北史》的编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将李延寿的《南史》《北史》看作是唐初三次大规模修史结出的花朵。

       唐修正史在性质上可以分为官修史书和私修史书两大类型。官修正史，主要有《周书》《隋书》和《晋书》，其特点在于，完全由官方主导，组织修史团队，参修人员分工协作，在历史撰述中注重反映官方的意志。私修正史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北齐书》《梁书》《陈书》，是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私修史书；二是《南史》与《北史》是先行私撰，然后获得官方认可。这一时期所修正史正处在私修向官修的转型阶段，而李延寿的史学贡献，在这种正史编纂范式的转换中应有其一定位置和作用的。

 

       2.彰显了纪传体通史的生命力

       班固撰成《汉书》之后，纪传体断代史撰述蔚然成风，在其影响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史学名著，如《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唐初编纂正史，同样采用纪传体断代史的做法。唐初当权者与史官在继承前代纪传体断代史做法的同时，注重发扬纪传体通史撰述的传统，使唐初正史的编纂呈现出断代与会通两种不同的风格。《北史》《南史》是形成这种史学风格的重要一环。

       在纪传体断代史编撰已成为官方修史范式的背景下，李延寿“拟司马迁《史记》”之法，连缀《南史》与《北史》，唐初当权者将之与所修六部纪传体断代史并列，反映了唐初当权者对不同风格史著的包容，更彰显了纪传体通史编撰的生命力。

       李延寿把若干个皇朝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并以此作为《北史》断限的依据，这是在史书断限上的一个创见。《北史》诸多列传中，除叙述一家一姓的大族历史外，还附加了宗族范围内的同姓人士的传记，打破了朝代限制，通过宗族把几个皇朝的历史贯通起来，这是史书体例上的又一个创见。此外，在编次类传时，按朝代顺序服从于类传。

       从整体看，李延寿的通史意识更加显得深厚。李延寿将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统编成《南史》；又将 《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统编成《北史》：在此基础上将《南史》和《北史》联合看待，南北朝虽分而犹合，便于读者能够于一书之中，纵观历史的演进与发展的脉络，打破了过去各史断代记事的做法，从宏观的视野梳理了南北朝历史的走向，这是李延寿《北史》《南史》在中国古代史书撰写上的一种新发展。特别是增补西魏帝王事迹入《北史》，连缀前后史实，弥补了“八书”记事的缺陷。李延寿整合“八书”内容，变断代之体“为通史之体”。他把《南史》和《北史》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正是李大师“编年以备南北”撰述思想的一种史学实践和推动发展。清代纪昀等人在为《北史》写的提要中就指出：“南北史虽曰二书，实通为一家之著述。”

       虽然《北史》《南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但它毕竟也是唐初史家试图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来撰述历史的尝试和成果，同晚出的新旧《五代史》一齐成为二十四史中具有独特风格的史学名著。

 

       3.北朝历史系统的构建与大一统思想的坚定

       第一，如果站在拓跋部的立场看待，《北史》就是一部体例完备的拓跋通史。刻画出拓跋部兴衰的轨迹，突显了北朝发展的主线。刻画出拓跋部兴衰的轨迹，也就突显了北朝发展的主线。《北史》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做到了，李大师能够洞察统一趋势，李延寿能够体现统一走向，说明只有生活在大一统的唐代才能够冷静回顾历史进程。《北史》重大的贡献是体现统一的走向，为后世史家发现北朝时代的价值铺垫了基础。

       第二，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了“北朝”一词，或指称北魏，或指称西魏。李延寿将所谓“北朝”从单独指代北方某政权的称谓扩展成为总括“自魏以还”北方诸政权的名词，从此“北朝”一词不仅单指北方某个政权，它升华成概括一个庞大时代的术语。通过这样的界定，李延寿将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隋朝等框定在“北朝”的范畴之中，构建起北朝历史系统编撰成《北史》，揭示中华社会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的曲折轨迹，也为后世研究者探索中华各民族从林立趋向融合的发展规律奠定基础，客观地确立了北朝的历史地位。

      第三，从南北朝的对立发展到隋唐的统一是渐进的过程，其间既有南、北的对立，又有东、西的对峙。分是社会政治的表象，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南史》侧重反映宋、齐、梁、陈连贯发展和并入北朝的经历；《北史》则是反映南北统一的进程，和南北统一之前的东西统一的进程，此外还反映了北魏结束十六国分裂的进程。的确，《北史》做到了全面系统地表述北朝历史系统的统一进程。

       第四，《北史》家传的体例编撰，生动地展现了在颠沛流离之中顽强发展的宗族，也突显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面临战乱动荡局面，能凭借宗族为纽带得以传承不息的现象，后世的读者不但能清晰感悟到北朝历史传统的时代特征，而且便于从大量的例证中考察宗族发展的规律，进而发现宗族组织在延续中华民族血缘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上至关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接力编撰完成的《北史》与《南史》，是中国史学遗产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史学史上既有史学价值又有社会价值，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